沈从文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从作品到理论构建的“湘西世界”。如诗如画,恬静淡远,风格独具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独特的功利原则和美学观的显现。作者生命赖以生成的那一方偏远的水土养成了其向美求善的生活理想,而都市文明的虚伪势利的现实又撞破了其梦幻。这是沈从文构筑其理想的“湘西世界”的根本动因。《边城》是沈从文湘西小说的代表作,是“湘西世界”优美、健康、自然的人生形式的深刻表现。《边城》是一首人性美的颂歌。作家所着力表现的是一种超越“自在”的“自为”性的生命形态。在“边城”里,人与自然谐和统一于生命完美的形态中。而翠翠、二佬、大佬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则体现了他们生命中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神性,表明他们是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
[关键词]　沈从文;“湘西世界”;《边城》;理想模式、风俗挽歌　、重造民族品德　　
　
    沈从文一度自称是二十年代最后一个浪漫派。写理想,当然便是他创作的主要内容。《边城》、《三三》等许多作品就是这样,而且,正是它们才被公认为是沈从文的代表作。但是,是否凭此便可以得出沈从文主张“返璞归真”呢?他的学生、作家汪曾祺曾在《沈从文的寂寞》中评论说:“他并没有想把时间拉回去,回到封建宗法社会,归真返璞,他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他只希望能在一种新的条件下,使民族的热情、品德,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能够得到新的发展。”沈从文自己也说:“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⑴在《边城》题记中他甚至针锋相对地反驳道:“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⑵由此可见,沈从文并非返璞归真论者,他有积极的、不被理解的追求。 可以说，他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追求的目的就是重造社会，或者说是重造民族品德。只有理解他这种积极的追求，积极的创作意图，才能正确理解他的作品并进而评估他在文学上的成绩。《边城》的本意是要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⑶,目的在于通过对此处情况的描写,去唤醒彼处“生命的自觉”,由此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从这个意义上讲,《边城》正如汪曾棋所说的“不是挽歌,而是希望之歌”⑷。从《边城》所构建的表层结构看,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爱情悲剧,但它的深层内含则是借一个爱情故事作为支点,撑起的却是它整个的关于重造民族精神的宏愿。而面对现实,沈从文明白地看到他所醉心的理想的人生形式、理想民族精神正在日渐瓦解、破败。为了一种内心情绪的既定方向,为了表现自己所崇尚的“生命状态”,也为了使读者“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使“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有所关注,他创造了《边城》,连同其它一系列湘西题材小说一起,他反复地从不同角度虔诚地描绘他心目中久藏的乡村牧歌,编织一个梦中的社会图景。
在色彩绚丽的湘西边城自然景观的映衬下,在一幅幅散发着浓厚的人情味的人文风俗画面中,《边城》的人物,从相依为命的撑渡船老人和他的孙女翠翠,到爱着翠翠的天保、傩送,每个人都无不善良、正直、热情,他们有简单而直着的信仰,在宁静纯朴的生活中跃动着生命坚韧的活力。这是作家理想的地方民族性格的梦幻,也是理想人性的梦幻。

    一、 希腊神庙中最美丽的女神

    《边城》中所描绘的人性美的世界，自由、淳朴自然，这正与城市人性的堕落污浊对照，是作者的理想之地，因为沈从文曾说过：“我想造希腊小庙……，小庙里供奉的是人性。”⑸毋庸置疑，这种人性是健康自然充满活力的。总之，《边城》的世界醇厚、质朴、原始、纯洁、明净如碧水，无情欲放纵、无病态人生。我们可以从作品里感受到作家的一种“节制”，他为我们展示的是纯净的人生，是带有东方民族所特有的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这种人性美使人反璞归真。《边城》的灵魂是美丽少女翠翠。她是边城之女，是作者“希腊神庙中最美丽的女神”。翠翠的名字使人想到生命的绿色，“她在和风日丽中成长，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⑹这就是翠翠生活的环境。人物吸取了山水自然的灵气,这份清洁的绿色为女主人公清新蓬勃的生命注入了几分灵动、几分浓情和一丝忧伤。这位边城之女，带着自然的神性，纯净无邪，且带有原始的活力，显出一种野性之美，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对生命有了奇妙的感悟，会想到生死，能感到孤独，而这一切对她又非常飘渺，如梦一样，不久便消失了，爱情也在这朦胧中降临，一个端午节与傩送偶然相逢便“从此便有了一件属于自己的心思”，她的爱情如她人一样纯洁，超越一切世俗的厉害，她净化人的心灵，给人以美的享受，翠翠的纯净与美丽，“正反衬出城市文明社会畸形的人生和病态的心理传达出自然生命的清新”⑺。
翠翠实际上就是沈从文的精神寄托，朴实的老船夫则是女神翠翠的引导天使，翠翠的美不仅体现在自然生长的外界美，而且体现在她有种顽强的生存能力，这是她内在的冲力，而旺盛执著的生命力是她的惊魂，翠翠的童年是不幸的，她没有见到生身父亲，也没有得到母亲的抚爱，但在祖父的照料下也一天天长大了，祖父教给她怎样才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也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要来的都要来，不必怕啊！”命运在冥冥中指导着人生，人类也许对它无奈，但却可以把握自己。翠翠在自然和老一辈的熏陶中从天真纯净、不懂烦恼与忧郁到有所思有所虑，在经历了天宝被淹、爷爷之死、傩送离家之后，她由梦中走到现实，一步步成熟，面对一切她没有倒下去，而是守着渡船守着希望，等傩送归来。翠翠正是作者塑造的年轻一代的代表，她身上寄托着作者对未来的希望，作品里的女性形象，自然率真，又不乏传统，是美的象征，她或许是不存在的，但确是作者所向往的桃花源的女主人。她继承着传统的衣钵，同时又面对现实的挑战走向新生活。她从翠竹深处走来,带着自然万物的气息,或者说她本身就是大自然的精灵:采天地灵气,集日月精华,“人间”没有她身影,却可以在古老的诗歌神话中觅到她的踪迹:《九歌•山鬼》中有这样的句子:“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稍加比较我们就不难发现,翠翠同《九歌》中的山鬼有着惊人的神似:伫山之阿,倚水之唇,清丽、稚嫩、忧郁。窈窕的身影飘忽不定,若即若离,只有一双浓郁的绿色眸子,从远古的传说和边城的梦幻中,向你遥遥目招。她们本就是山水间的精魂,经诗人的心灵幻化成山鬼、水神和翠翠。她们清婉飘忽的神采跨越了几千年的时空而一脉相承:生于自然,寄情于自然。她们的生命也因其灵动的美,隔着世纪的时空而遥相辉映。

    二、 和谐逐渐向变奏推进

    纵观《边城》这个关于湘西苗民的“民族寓言”式的经典文本,它的整个调子由和谐逐渐向变奏推进。湘西苗民所独有的古朴原始风俗给人以和谐的美感。然而,在汉族封建文化的浸染和城市现代文明的侵蚀下,和谐的传统变调了,淳朴的人性堕落了,美好的风俗消亡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边城》又是一支悲哀的风俗挽歌。李亦园在探讨华人社会的民间文化时,提出一个理论模型,即“三层次均衡和谐”模型。他把整体的均衡与和谐称为“致中和”,包括:1、自然系统(天)的和谐;2、有机体系统(人)的和谐;3、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⑻。这“‘三层次均衡和谐体系’实际上可以说是自古以来中国人行为的最高文化指令,无论是个人的日常生活、维持身体健康,社会活动中的人际关系,以至于国家政府的动作,甚而整个宇宙自然的运行,都以均衡和谐为最高的理想目标,而要达到此目标,就是要三个场面的次系统都维持均衡和谐,然后永远的均衡和谐才得合理地保证。”沈从文的《边城》里所展现的湘西世界正是这种“三层次均衡和谐”的典型范例。最主要的表现在第三层次即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上。在这里,自然、人与社会是相互共存、融为一体的,呈现出一派和谐的富有诗意的气象。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湘西封闭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山山水水使世代生活在此处的苗人养成既野蛮强悍又憨厚淳朴的个性,就像他们在还愿迎神的歌中所唱的: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人!他们既诚实,又年青,又身无疾病。他们大人会喝酒,会作事,会睡觉;他们孩子能长大,能耐饥,能耐冷;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欢喜的情人!健康而勤劳的边城人都是大自然的儿女。象征着苗族女神的翠翠是自然化的人的代表,是受大自然造化之精灵。连她的名字都很“自然”,由竹篁的“翠色逼人”而来。“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翠翠长大了,情窦初开的她喜欢把野花戴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喜欢摘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翠翠和爷爷、黄狗、渡船,还有那一片溪水,相依为命,一同送迎日月。那条富有灵气的黄狗身上固然隐现着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线索,但更显而易见的是,它可以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明证而存在。黄狗几乎成了这户“单独的人家”的成员之一,它不但“参与”渡船上的事物,还跟翠翠玩游戏或和翠翠一起听爷爷讲故事,到端午了又陪同翠翠去看船。人犬同乐于山水之间,一幅多么令人神往的美丽的画卷!边城人在自然中生长,爱这自然,更信奉这自然。沿河吊脚楼的人家在遭受到损失时无话可说,认为这是“自然的安排”。

    三、 悲与美的完美结合

    显然，《边城》的故事结构里凸现着悲与美的二元对立与统一，在讲述边城自然风俗美、人情人性美的同时，人物的命运和结局确是非团圆的、悲剧式的。因而，沈从文看似和平的背后却多了一份张爱玲式的苍凉感和孤独感，一个写人性美一个写人性恶，却殊途同归，都有着对世事难料、命运无常、现实无奈的感叹与沉思，沈从文离开30年代的文学主流，在当时倍受冷落，显然他的文学理想是寂寞的。《边城》里有关翠翠的描写特别动人和有意味，小说着重表现了翠翠朴实真挚的性爱美，描写了翠翠情窦初开时对爱情的朦胧向往渴望幸福的健康情怀。“茶峒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的出，她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爱坐岩石上去，向天空了一片云一颗星凝眸。”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这其实包含了一个纯情女孩关于人生的全部美丽和梦想，这实质上也是作家本人理想的寄托，翠翠即沈从文的化身。结尾，孤苦伶仃的翠翠怀着一颗“软软，酸酸的心”等着“也许永远不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傩送，而她的孤独寂寞一如沈从文，在《边城》牧歌寓言的背后，沈从文的孤独与其说是逃离，不如说是穿越，他穿越了政治，甚至某种意义上也穿越了文化（文化批评也好文化守成也罢）而直接达到某种关于人类本体意义上的抽象理解：人的命运的未可知状态。由上可以看出孤独是创作主体的个人体验，又是20世纪一个世界性的美学趋向和悲剧特征。同样是写乡土，鲁迅、郁达夫、沈从文在各自的作品中既表现了“求缺不求圆”的悲剧意识，又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个性的差异，对孤独表现出各自的“个性化理解”实现了某种独立和穿越。殷国民说“文学想沟通一切，结果竟然隔绝了自己。”这也许就是孤独文学最深刻最痛苦的认知，与鲁迅、郁达夫的孤独相比,沈从文的孤独则是含而不露的,它掩藏在平和淡定的背后,掩藏在一支浪漫的牧歌背后。与鲁迅、郁达夫等处于中心的实力作家相比,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更像一个“边缘人”,因而他选择的也是“边城”。在沈从文有关30年代的乡村叙述里,“边城”的故事大概是最平和单纯的一个,沈从文在“边城”里“虚构”了一个类似桃花源式的写意氛围,《边城》是乌托邦的,充满了人类的友善和道德的完美,然而作者在《长河题记》里说:“30年代,湘西根本就不存在《边城》这样的美好领域。”沈从文“对他钟爱的那个湘西社会即将灭亡的清醒的悲愤”⑼时时淹没了他,这种清醒和悲愤注定是孤独的。边城的故事有一个明显的悖逆:好人不一定得到好报,有情人并不都能终成眷属。外祖父在雷电暴雨的夜晚身心交瘁地离开了人间;天保架船离开了茶峒,不幸淹死,傩送也因此出走;而剩下翠翠一人开始了遥遥无期并可能永无结果的等待。

    沈从文说,在《边城》里“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得桃源上行七百里路西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恰如其分的说明。”这说明,已经写了《萧萧》,后来又写了《长河》、《雪晴》的作者,是清醒意识到《边城》理想主义和梦幻性质的。“深刻的忧患意识——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黑暗,特别是作者在大都市现实生活中深切感受的人性的畸形和对堕落的不满,对民族性格——热情和正直的消失的忧虑,是推动作家著《边城》的内驱力”。在对湘西故土人情的热爱和对现实社会忧患意识的交替推动下,作家把童年时代留在心灵里的湘西民情民性的美好印象,剪除乡村宗法社会的黑暗和冷酷,剪除人性中受挤压而扭曲的部分,升华而起,用梦幻加以丰富,用痴情酿成诗,谱成理想人性的梦幻曲,这便是《边城》。然而,《边城》表现的人性美太完美了,它不是现实,而是梦想。这一点,沈从文是知道的。“美丽的都常常不是真实的,天上的虹同睡眠的梦,便为我们作例。”他还说“美丽总是使人忧愁”。所以读沈从文只读出了恬淡明丽的还不曾读懂沈从文,一切的美丽均由沈从文悲悯的泪水酿制,他无意粉饰太平,在那宁谧、平静的画面背后,常有出其不意的悲凉悄悄漫上。象《阿黑小史》,读者怎么也不会料到爱得如此纯真、甜蜜的一对恋人会落得一疯一死;《三三》的结尾,那个城里来养病的少爷死了,三三的心里也笼罩着一片雾似的悲凉。《边城》结尾“这个人也许永远也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包含着多少令人心痛和颤栗的迷悯。沈从文以极其恬然的语调渲染出最美的田园牧歌,而往往又以那不动声色的无常之手,使一切美丽转瞬消失。沈从文往往用一篇小说的三分之二编织一个美奂美仑的世界,然后在不到三分之一的篇幅里交代这种美无法实现的结局,总有回过头去,物换人非的感觉,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悲剧美学风格,这种美学风格以恬淡明丽为其表,以悲悯热烈为其里,这种表里不一构成了极大的张力和冲击力,悲剧的不可避免性增加了湘西世界的美丽,而美丽的不复存在又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意味,二者在相互制约中强化各自的力量,更强化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为什么《边城》这类小说会采用悲剧形式结局?这原因,一方面固然在于作家用悲剧强调美的崇高物质。而更为主要的是出于作家的一种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直感:现实生活中理想的美是这样少,即使在梦幻里,美面对的也是不可知的“命运”,似乎注定悲剧结局;美是一种顽强而脆弱、令人忧愁、叫人伤心的东西。由此可以进一步说,《边城》这部小说以自身的存在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现象,它不仅象征了作者意识中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及其无可挽回的必然衰落,而且暗示了作者一向追求的重塑民族形象、重铸民族精神的良好愿望的无可奈何的破灭。同时,它还隐含了作者本人的为民族为整个人类的未来而焦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的根源在于作者捕捉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文明与道德”的“二律背反”的文化现象,从而使之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与世界文学中同类主题相呼应。理解沈从文的积极人生观和文学观,认识沈从文的追求,是正确评价他在文学上成绩的前提。他的作品在形式上固然独树一帜,成绩卓著,在思想内容上,同样也有不可抹煞的积极意义。所以可以说,《边城》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不仅体现在艺术成就上,而且体现在其蕴含的思想意识及情感价值的容量上。